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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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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家学说起源于河洛的几个问题

作者:徐金星浏览次数: 日期:2014年10月23日 09:13

  

  儒家学说或儒家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关于儒家学说的渊源问题,很久以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并曾加以认真探索研究。儒家学说渊源于河洛,始创于周公,已经为不少研究者所认同。这一问题,对于河洛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实在关系甚大,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进行反复讨论,仍有必要。这便是笔者不避浅陋撰此小文的初衷。

  一

  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又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尚书·益稷》载:“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吕氏春秋·古乐》载:“汤乃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修《九韶》《六列》,以见其善。”夏商已有礼乐,史籍不乏记载。

  礼乐文化有一个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过程,它的萌芽,甚至可以上溯至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而“夏商二代,是礼乐形成的关键时期”,“(以偃师境内的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1]。

  位于洛阳平原东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由我国着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于1959年发现,通过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和研究,不少研究者认定这里就是“太康居斟鄩,羿也居之,桀又居之”的夏代都城“斟鄩”遗址。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数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一处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四百余座墓葬,“包括出土成组青铜器礼器和玉器的墓葬”,以及其他众多遗存,其他文物等 [2]。二里头遗址,或曰夏都鄩出土的礼器、乐器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关注。许顺湛先生说:“随葬品中的 钅氏 、戚是权威的象征,或者是巫师手中的法器,不少铜器、玉器或漆器都是礼器……” [3]还有研究者根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等考古资料撰文说,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鼎、斝和爵三种。铜鼎首次发现于1987年,是我国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最早的铜鼎,给二里头遗址的铜器增加了新的品种”,“玉制礼器主要有璋、琮、圭、柄形玉器及直接以生产工具和兵器为祖型制成的刀、铲、戈、 钅 氏 (或称戚)”,乐器有“石磬、陶埙、漆鼓和铜铃等”[4]。二里头遗址,不但“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细、工艺复杂的青铜器和玉石器类高规格礼器”,“又出土了不少漆器和乐器”,“乐器中的石磬,形似璜,长约56厘米,宽处约18.75厘米,上部有圆孔可悬挂,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较早的石磬之一,此外还有陶铃、铜铃、陶埙等类乐器” [5] 。

  商族本帝喾之后,而帝喾居西亳生契,传至汤,亦建都西亳,即今偃师市境内、西南距夏都斟鄩二里头遗址仅六公里的商城遗址。在仲丁迁敖之前,这里一直是商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殷代礼乐的中心。“礼仪制度是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礼制是上层建筑,是观念形态上的最高体现”[6]。而“礼乐文化的制度化,及开始成为覆盖广大区域的主流文化体系,都是始于二里头时代的”[7]。“ 孟 子 以 前 , 儒 学 实 际 就 是 礼学。”[8]“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礼而不是其他”,“集中到一点,就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论语》全书所载孔子的言行,多在礼的范围之内”[9]。“礼乐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追寻礼乐之产生就成为追寻儒学发展脉络的第一个关键。”[10]从以上的简略叙述中即可看出,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礼乐,尤其对形成周代礼乐文化、儒家思想有决定性作用的夏、商礼乐,都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地域的。

  二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夏、商、周(包括西周)皆曾以洛阳平原为都,这已经为考古发掘、出土器物铭文等所证实。这里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中心,而三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史记·燕世家》说:“其在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统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周公所制周礼,是在总结继承夏礼、殷礼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周文化是继承发扬夏、商文化而繁荣兴盛起来的。

  周礼的内容十分繁复。首先,周王是上天的元子(长子),称“天子”,是天下的共主,是“大宗”,而和周王有叔伯、兄弟关系的同姓诸侯是“小宗”,接下来是异姓诸侯(和周王室大多有亲戚关系)等。天子、诸侯、大夫、士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别。由这种有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仪制度。孔子说:“齐之以礼。”朱熹解释说:“礼,谓制度品节也。”这是说,礼是当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

  “吉、凶、军、宾、嘉”,即当时所谓的“五礼”,包括了有关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等典礼仪式,还有在社会中各种行为的准则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不管举行祭祀活动,还是出兵征伐,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其他典礼也有不同仪式,这些都要配以各种不同的乐舞,“把《大韶》及《云门》《大章》《大夏》《大濩》经过加工整理,加上新制造的《大武》,订为‘六代乐舞’”[11],这就是“作乐”的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对巩固周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成王、康王之时,天下安宁,四十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更重要的是,制礼作乐的完成,标志着儒学的诞生,这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大事,其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故后世儒家皆尊周公为“元圣”,因为他是儒学的创始者。

  三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着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们推崇孔子,才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之说。实际上,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先说《周易》。这是一部渊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学着作。《易》源于河图洛书,夏代称《连山》,商代称《归藏》,到周代才叫《周易》。“易”有三种含义,一是变化,即世间万事万物的无穷变化;二是“简易”,即以简单诠释复杂;三是“不变”,即永恒的真理。“易”为夏、商、周三代王室卜官所掌管,而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则分别和伏羲、大禹之时的洛阳地区联系在一起。“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汉书·艺文志》)《书》,又称《尚书》,这是周王室外史所藏的政治文件。《尚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类,祭祀类和战争类。从文体形式上也可以分两大类,即上行的奏议和下行的诏令。《尚书》的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在命题谋篇上非常讲究,不少篇章文彩飞扬。但由于时代久远,语言佶屈聱牙,古奥难懂。

  司马迁说:“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史记·周本纪》)陈昌远先生说:“《八诰》记载了有关周公东征,营建洛邑,封邦建国等重大历史事件,它反映了周人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过程,是周初极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大都与新洛邑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有的就是在新洛邑完成后,由史官记其事的。所以西周史官及其史学的兴起也当在洛邑。”[12]有研究者称:今存《尚书》中有十二篇与周公有直接关系。《诗》即《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的诗歌305篇。“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诗经》来源有二,一是王室派“行人”到民间“采诗”,二是公卿大夫给周天子的“献诗”。但无论哪种诗歌,最后统一由周王室设在家庙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删定。春秋时期,诸侯宴飨、会盟,莫不赋诗,可见《诗》已普遍流传。《诗》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王》等则是洛阳一带的民歌。颂是王室的祭歌和颂歌,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它的基本风格是淳朴自然,敢于描写现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乐》是隶属周王室司乐的音乐作品。有人说《诗》和《乐》实际上是一体的。《诗》为乐歌,“诗”记词,“乐”记谱。《乐》集夏、商两代音乐精华之大成,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周王室历代乐官修订。现《乐》已失传,无法知道其原貌。

  《礼》,又称《周礼》《周官》,是周王室的宗伯管理的典章制度。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奠定周礼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建侯卫、宗法制、封诸侯、五服制、爵位、谥法、官制和吉、凶等礼。《周礼》被秦始皇彻底烧毁。西汉末年,刘向自称发现了古本并加以着录,这就是今本《周礼》。

  “ 古 之 王 者 , 世 有 史 官 , 君 举 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春秋”之名,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当时,除周王室外,各国也都设有史官。秦焚书后,各国国史皆亡。西汉时,学者们借口耳相传,记录整理成《左传》《公羊传》等,汉儒以为以上各书是解释孔子所作的《春秋》的。

  周 代 重 视 贵 族 教 育 , 贵 族 子 弟 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为“六艺”,是必备的知识。而《诗》《书》《礼》《易》《乐》皆藏于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乱后,大量典籍散失诸国。因此,除《春秋》存疑外,其余“五经”皆应编修于洛阳。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李学勤先生说:“中国‘经’的产生很早,大约商代已萌芽,西周基本定型,春秋则已经很普及。晚清学者认为‘经’出现在战国孔子以后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13]

  四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灭商后,“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史记·鲁周公世家》)又说:“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后又留佐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正因为如此,鲁国便和周王室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周王室在东方的代表,是东方推广礼乐文化的中心,保存有最丰富的西周礼乐文化、典籍及文物制度。

  司马迁说:“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作为诸侯国,鲁国享有天子礼乐,这是非同寻常的。《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访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则记载了吴公子季札访鲁时,听到了蔚为大观的周乐。这都说明,自西周到春秋,周代礼乐文化在鲁国一直被重视和盛行。

  自周公封鲁、伯禽代就封(成王八年,即公元前1035年),迄孔子诞生(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周礼乐文化已经在鲁国流行了近五百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说,孔子自出生以后就一直接受礼乐文化的熏陶和培育,这对孔子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后来,青年时期的孔子还千里迢迢直奔东周洛邑,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这无疑是孔子生平中的一件大事。

  在今洛阳市老城东关大街,保存有石碑一通。碑有碑楼,正面书写“孔子入周问礼乐至此”九个大字,由清代雍正年间河南尹张汉书,洛阳县令郭朝鼎刻立。据《史记·孔子世家》《史记·韩非老子列传》《孔子家语》等古籍记载有关“孔子入周问礼乐”之事云:孔子对鲁国人南宫敬叔说:吾闻老聃(老子)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以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敬叔将孔子的想法报告了鲁国国君昭公。东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鲁昭公送给孔子一辆车,两匹马,还有一位小童,孔子遂和南宫敬叔一道,来到东周都城(今洛阳)请教学习礼乐。

  时任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老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学者,熟知周礼,孔子曾向他虚心求教。

  孔子在周期间,还曾向苌弘学乐。苌弘是东周大臣刘文公所属大夫,“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淮南子》)。后因故被杀,传说其血三年化为碧玉。《后汉书·郡国志》中,洛阳下注引《皇览》云:县东北山(即邙山)有苌弘墓。近期在偃师市化碧村发现一方明代万历年间所立的苌弘墓碑,苌弘墓即应在该村一带。该村村名“化碧”,也应为纪念苌弘。

  此外,孔子还瞻仰了周室先王太庙,见到那里的“金人”。《孔子家语·观周篇》称他曾“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侧,察庙朝之度”;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与兴废之诫焉”;“又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望之,谓从者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

  在周期间,他还曾和老子一起帮邻里送葬。

  孔子向老子辞别时,老子对他说了一番极富哲理的高论,这些话大约深深地震撼了孔子,他对弟子说:鸟,我知其会飞;鱼,我知其会游;兽,我知其会跑。会跑的可以准备网,会游的可以准备纶,会飞的可以准备矰。至于龙,我却不知道,它乘风驾云高飞天上。我今日见到老子,就像见到了龙一样啊!

  东周之世,周王室已经衰落。但在孔子入周之时的洛邑,仍然是“天下共主”周天子所驻之地,是当时政治、经济、礼乐文化、文物制度的中心,孔子入周问礼学乐,对他进一步更深层次、更全面地接受礼乐文化、接受周公思想,及其后发展、弘扬儒家学说,都将产生十分重要、积极的影响。后世儒家尊孔子为“至圣”,因为他丰富、发展了儒家学说,是儒学的发扬光大者。

  五

  围绕着周公和鲁国,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和儒学,周王室和鲁国,周公和孔子,孔子和儒学,德、仁、义等,古代不少文献已有涉及,今人更有许多论述。《淮南子·要略》说:“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范文澜先生说:宋国是商朝的后代,鲁国是周公的旧封,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与宋、鲁两国,主要是鲁国有密切的关系[14]。

  杨朝明先生说:“周公的实践活动是儒家思想学说的典范,周公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等政治思想,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先秦时期孔、孟、荀等儒学大师对周公的尊崇,已清楚表明了周公对儒学及孔子思想体系的影响,他们对以周公为代表的古代圣人存留下来的思想材料进行了思考和继承自不待言。”

  “周公之德业是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先导,并由此影响到了久远的后世。”“仁、义、圣、智、德、信、孝、慈等概念西周时已普遍运用……这正是后世儒家思想的渊源所在。”[15]

  朱绍侯先生说:“过去儒家有‘四圣’之说,即元圣周公,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回。周公列‘四圣’之首,是孔子崇拜的偶像,孔子也自认为‘是文武周公唯一的继承者’(吕振羽语)。孔子所谓的德治,就是礼治,孔子所谓的仁,其标准就是礼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所谓的正名其标准也是礼乐,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礼乐不兴,民无所措手足’。孔子的理想政治是周政,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闻《韶》乐,‘三月而不知肉味’,其着迷的程度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说儒学的源头在河洛,即源于周公制礼作乐是顺理成章的,不应该有什么疑义。” [16]

  《河洛文化通论》第六章《儒学》说:“河洛地区尤其是洛阳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既是儒学的发源地,又是其传播、发展、演变的重要地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夏商两代,其主要统治区域皆在河洛一带。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洛地区是礼乐文化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真正发源地”,“儒学奠基于河洛,已经成为许多哲学史家、思想史家的共识” [17]。

  以上这些论述,有些重在论述儒学和鲁国、和周公的密切关系,有些已明确指出儒学源头在河洛,奠基在河洛,儒学源于周公制礼作乐。我的这篇小文,只不过是对“儒学源于周公制礼作乐”这一问题,做了一点点补充说明而已。

 

  参考文献:

  [1] 徐金星、吴少珉等 河洛文化通论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2] 韦娜主编、方酉生 以田野考古为主探讨夏商周文化已经取得的硕果 河洛文化论丛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3] 许顺湛 黄河文明的曙光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4] 霍宏伟、叶万松 中国夏代艺术构成、洛阳考古四十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5] 河洛文化通论

  [6] 同[3]

  [7] 同[1]

  [8] 范文澜 中国通史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

  [9] 蔡尚思 孔子思想体系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10] 同[1]

  [11] 陈昌远 先秦河洛历史地理与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考察、河洛文化论丛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12] 同[1]

  [13] 李学勤 中国学术 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第二期

  [14] 同[8]

  [15] 杨朝明 周公事迹研究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16] 河洛文化通论·序

  [17] 同[1]

 

  作者简介:徐金星,男,洛阳市文物局研究馆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着名历史文物考古专家。

所属类别: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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